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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中心考古工地证明成都城市中心两千多年从未改变

[2017-06-05 09:31]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张璠  阅读量: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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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四川在线消息(记者吴晓铃)成都,历史文献记载其两千多年来城市位置从未发生改变。近日,这一说法再度得到考古成果的支持。6月4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外公布成都实业街原“实业宾馆”区域的考古成果:去年4月至今,在11000平方米的考古现场,竟......

四川在线消息(记者吴晓铃)成都,历史文献记载其两千多年来城市位置从未发生改变。近日,这一说法再度得到考古成果的支持。6月4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外公布成都实业街原“实业宾馆”区域的考古成果:去年4月至今,在11000平方米的考古现场,竟然出土了先秦时期的船棺、东汉六朝时期的水渠、唐代道路,以及成都千年名寺福感寺的遗址。从先秦至明代约两千年的文化堆积,以及船棺、青铜器、佛教石刻造像及经版等大量精美的出土文物,和此前发现的镇水石犀、摩诃池遗址、蜀王府遗址等一起,再度以事实证明了成都两千多年来,城市从未发生位移。

船棺 沟渠 道路见证成都城市延革

关于成都的得名由来,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与秦并巴蜀筑“成都、郫、临邛”三城、因应“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说而得名。《华阳国志蜀志》则记载:开明五世(或九世)“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成都作为统治中心的历史至少应在距今2500年前。2000年,成都商业街发现的大型船棺遗址其等级之高、出土器物之美,被认为应是开明王朝(约公元前666年至公元前316年)时期的王族遗存。没有想到的是时隔十多年,考古人员又在距商业街船棺遗址仅数百米的实业街地点再度发现了船棺遗存,出土大量青铜器和陶器等遗物。

据考古工地现场负责人易立副研究员介绍,此次发掘先秦时期的墓葬共计80座,多数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开明王朝时期,根据其残存痕迹,部分使用了船棺。这批墓葬虽然没有商业街的船棺墓等级高,规格也较小,但依然出土了釜、盆、罐等陶器以及100多件青铜器如弓、箭、矛等兵器及鼎等生活器具。这种将兵器作为随葬品的风俗,是当时战争频繁的体现。

这批船棺墓的出土,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研究员看来,这表明了在开明王朝时期,商业街、实业街一带,曾是王都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江章华说,古人视死如生,死后往往就在居住区域附近掩埋。商业街船棺墓群的发现,巳证开明王朝的王族在此一带聚居,此次再度发现开明王朝时期的墓群,说明当时这一带就已是城市居住的中心区域。秦汉以后,成都城往东扩展,今成都天府广场一带逐步纳入城中,城市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

研究表明成都从开明王朝开始城址就未曾改变,这在实业街考古工地再次得到应证---

在工地一侧,一条长达182米、宽1.2至1.6米的城市沟渠贯穿遗址区,气势非凡,沟渠由青砖砌成,多饰繁复花纹,其格局、砌法、形制和当年科甲巷、江南馆街的唐代沟渠类似,是作为城市必备的下水道来使用。考古人员介绍,这是成都首次发现的两晋时期大型城市配套基础设施,表明成都城市建设当时巳颇具规模并十分先进。而在唐代的地层中,此次考古也发现了一条笔直宽敞的呈南北走向的道路,该路现存50米长、最宽处11米。易立介绍,唐末节度使高骈扩筑罗城,这条道路正对罗城的西南门笮桥门,因此可能就是当时城西的主干道。

千年名寺福感寺揭开神秘面纱

此次考古发掘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发现了成都千年名寺福感寺的遗址。

根据史料记载,福感寺从东晋一直延续到两宋,近千年来一直是成都著名寺院,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参加发掘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雪芬介绍,“福感寺前身名为大石寺,后因百姓在此求雨有求必应,于是更名福感寺。”福感寺唐代扩修时,诗人刘禹锡还曾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并形容寺院风貌“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张雪芬说,综合佛教经典的相关记载,以及近年陆续在宽巷子、同仁路、西安路等地出土了大量石刻造像,可以知道从东晋高僧慧持到四川以后,今日少城及西一带,曾陆续修建了万佛寺等著名寺院。但福感寺的具体地址,并无考古实证。欣喜的是,此次实业街的发掘,不仅出土了五六百块佛教造像的残件,还在出土残碑中发现了“传今福感寺”“章仇来临”“大唐益州福”的字样。张雪芬说,章仇兼琼(复姓)是唐代益州最高长官,曾在福感寺建佛塔,还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正是这些碑刻文字,证明此次发掘地就是福感寺的一角。

这座延续近千年的成都名寺,历史上的辉煌仍能从出土文物中略窥一二:菩萨头像神态安祥,其立身像上,可见华美璎珞。此外,罗汉、天王等雕刻也栩栩如生。尤其1000多件经版上,雕刻了《妙法莲华经》《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文。历经一千多年,仍能看到经版上残存的金粉。张雪芬说,历史上的福感寺规模宏大,使得众多石刻经版出土成为可能。不仅如此,根据造像残件的体量,可以推测有的南朝石刻造像可达四五米高,这也间接证明福感寺拥有造大像的实力。

遗憾的是,随着战乱等破坏性事件,福感寺也渐渐衰落,见证辉煌的造像被就地掩埋,直到今日重见天日。

江章华说,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玄宗、僖宗入蜀,而成都社会经济文化继续保持发展态势,蜀锦、蜀刻名满天下,有扬一益二美誉,更一度成为全国佛教文化的中心,福感寺遗址的发现,为其提供了重要佐证。实业街的考古发现成为了成都城市两千多年来未发生位移的最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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